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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新闻界 作者:崔中文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6-10 16:07:40

□崔中文

 

第九回 哈尔套难咽“晋杂五”

    代书记弄肉打牙祭

    哈尔套,一个位于彰武县和内蒙古交界处的小镇,70年代初,曾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名噪全国。当时,我被报社领导长时间派驻哈尔套采访,亲历了“赶社会主义大集”的闹剧。那时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一样贫乏。上边来的人以讲套话大话假话空话为己任;记者和下边的乡镇干部一样,也就以跟着说假话,写假话、假材料、假报道为己任。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指查封自由市场和批“四辣”(大葱、大蒜、黄烟、辣椒)。那时是计划经济,搞自由交易当然为社会主义所不容。那时讲“以粮为纲”,种经济作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谓“赶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强迫农民挑着自产的那点可怜的农副产品如鸡蛋、黄烟之类,按国营牌价“自愿”地、“兴高采烈”地交售给国营供销社。

    “赶社会主义大集”是“四人帮”在辽宁的一大发明,所以上级领导来“指导工作”的多,外地来“参观学习”的多。为了生动地再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成绩,省工作组就要求哈尔套一次又一次地组织贫下中农赶“社会主义大集”。可是农民家里哪有那么多黄烟鸡蛋可卖呢?主办者无奈,只好以假对假,打开供销社仓库,把收上来的黄烟再发给农民,农民再用土篮挑着,浩浩荡荡排着队,喊着“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好!”的口号,再一次“交售”给供销社。好在农民也没有白忙活,一些不安分的人就在背地里把烟叶搓碎装进自己的腰包。供销社主任为此叫苦不迭,抱怨这些农民“搓社会主义烟叶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

    那时的记者很可怜。不仅要日夜不停地跟着上级说假话,写假报道,而且还要坐在冷冰冰、脏兮兮的“食堂”里,吃那满碗高粱壳子的“晋杂五”(一种品质极其低劣的高粱米),喝那黑乎乎、漂着蚜虫的干菜汤。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距,凡上级来的大领导,一律到供销社就餐,至于吃的什么不得而知,但据镇上小干部说:“西院的刷锅水也比东院的蚜虫汤有油水。”当地人经过一段观察编了个顺口溜:“脖子长,肚子瘪,不是能说就能写;肚子大,脖子粗,不是首长就是伙夫。”当时公社有个分管政工的副书记,姓代。他的处境比我也好不了多少。他家住在离小镇几十里的县城。所以和我一样,也得吃“晋杂五”,也得喝蚜虫汤。那时发稿写材料都是“政治任务”,开夜车赶稿是常事。每当我俩赶稿超过半夜12点,他就给我俩一人冲一碗他老婆给炒的玉米面,还要拿出一个小眼药瓶,小心翼翼地倒出两粒糖精。有一次,我俩可能都馋懵了,密谋去供销社采购站弄来了一块1市斤左右的猪肉。怎么做熟呢?这可犯了难。既不能拿到食堂去做,更不敢向食堂借刀锅借大勺。因为这要是泄露出去,够你灵魂深处开半年刀的了。后来老代不知从哪捡来一只没把的破大勺,用削铅笔的小刀胡乱地将肉割碎,添上水,加把盐,就在宿舍的地炉子上炖了起来。那股直透脑门儿的香味,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天晚上,我俩一人吃了八两“晋杂五”。打那以后,我再也没闻过那么香的肉味,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肉汤泡饭。

第十回 老贫协实话答记者

           批“秃子”发言成小品

    1975年夏,为配合省革委会在彰武县哈尔套树立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报社编辑部派我长期驻守在哈尔套公社。当时,哈尔套公社有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协主席杨××,十九年如一日兢兢业业给生产队当饲养员。某市报记者已拟好题目“心在槽头十九年”,便去采访他。当那位记者说明来意后,就问他:杨大爷,您说说,您为什么能十九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为生产队喂牲口呢?记者想杨大爷是老贫协主席,阶级觉悟不成问题,他肯定会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没想到杨大爷把大腿一拍说,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不信你问问,我过去给地主周二阎王扛活的时候,掉地下一个高粱穗咱得给人家捡起来。那位记者一听,这不厨子拍屁股——坏菜了吗,这怎么往报道里写呀。于是就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记者说,你给地主周二阎王扛活和给生产队当饲养员性质不一样呀。周二阎王是你的阶级敌人,生产队是你的家,这怎么能往一块比呢。杨大爷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是谁,你给人干活都得实心实意,要不谁用你呀。

  陪同一起采访的县报道组的同志说,我看算了,其实他说的都是实话。你就是问到明天早上,他也说不出你想让他说的话。反正事实有了,至于怎么上纲上线,你回去爱怎么编就怎么编吧。

    县报道组的同志还给我讲了一个令我笑了一辈子的事。

    那是1972年春林彪“9·13事件后,县里要召开全县批判林彪叛国集团大会。按照当时的规矩,发言必定是工农兵学商各界的代表。老贫协主席杨大爷当然得代表全县30万贫下中农发言。可杨大爷一个大字不识,这可难坏了大会筹备组。后来他们想了一个绝招,责成县报道组一位报道员专门负责杨大爷的大批判发言。那位报道员虽叫苦不迭,但由于这是政治任务,也只好硬着头皮挺着。他先给杨大爷写了一个简单的发言稿,内容无非是些什么“林彪一伙想让我们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把林贼一伙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等标语口号之类。然后就一句一句地教。经过几天努力,杨大爷居然也能一口气给背下来,而且声情并茂。大会筹备组一看大功告成,只等批判大会时看杨大爷如何表现出全县30万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和冲天气概。

    大批判会如期进行。能装800多人的县委大礼堂庄严而肃杀。主席台上一溜坐着上级领导、军代表、县革委会主任及各界代表。台下座无虚席,鸦雀无声。上千度的聚光灯把个主席台照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看见。坐在台上的杨大爷虽然也见过几次世面,但今天这阵势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只觉得后背出汗,心里发毛,手也开始哆嗦。就在这时,只听大会主持人宣布:下面,请老贫协代表发言。杨大爷只觉得天旋地转,两条腿机械地走出主席台,走向发言席。脑袋懵懵的,几天来背得滚瓜烂熟的发言稿现在是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亏得他临下主席台时,下意识地向主席台上扫了一眼。他看见他平时最不得意的那个军代表正光着一个锃光瓦亮的秃头坐在那抽烟。他灵机一动,来词了。只见他大步走到发言席后,把帽子一把从头上抓下来,往讲台上狠狠一摔,声若洪钟般地断喝一声:我他妈早就说过,十个秃子九个坏,剩下一个也是祸害。怎么样?今天的事实证明了吧!那秃头军代表一听蒙了。心想这老贫协批判林彪叛国集团怎么冲我来了?他下意识地一把抓过放在桌上的帽子赶紧扣在了脑袋上。没想到这一画龙点睛之举立即引发了全场长达五分钟的爆笑。

    革命大批判成小品。影响是无法挽回的。杨大爷认为他没什么错。因为那句话谁都知道,并不是他瞎编的,而且实践证明也不错。但革委会还是做出决定:为避免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今后不要再让杨大爷在正式场合发言。

第十一回 “掺沙子”小马遇尴尬

          开玩笑“岗楼”成事件

    1975年秋,报社按照中央关于“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的精神,决定要我们农村部聘请贫下中农到编辑部来坐镇监督办报。请谁呢?那时正是哈尔套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名震全国时,当然,那里的贫下中农觉悟最高。所以,就把这个请求提给了哈尔套党委。哈尔套党委经过认真研究,立即派出了公社的团委副书记,一位姓马的年轻姑娘进驻农村部,负责监督办报。怎么监督呢?报社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农村部的编辑室给小马设一张办公桌。每天要见报的大样先请小马审阅把关,然后由小马签字付印。

    这事儿现在说起来肯定是荒唐而可笑,但当时那可是极其认真的。这可苦了小马。你想,小马从小长在农村,刚上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哪里知道办报是怎么回事儿。每天组版编辑把第二天要见报的大样往她面前一摆,只见小马紧锁眉头,满面愁容,看着那满篇黑乎乎的文字,如坠五里雾中。由于我常驻哈尔套,所以和小马很熟悉。正巧小马的办公桌就在我对面。有一次我从哈尔套回来,小马一见我便如见亲人一般的和我倾诉起来。她说她文化水平低,不懂办报。叫她监督办报,纯属硬拿鸭子上架。最后,小马叹口气说,老说让我监督,你说我可咋监督啊。由于熟悉,我就完全忘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便开玩笑说,那有啥难的,我给你在这办公室中间修一个岗楼,就像交通岗那样,然后你就往里一坐,这不就实行监督了吗。小马听完哈哈大笑,这事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事过不久,当时报社有人居然把这句玩笑话当成是讽刺贫下中农,反对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告给了哈尔套党委。我估计哈尔套党委思想再左,也能听出这是一句玩笑话。况且他们和我也都很熟,相互也都了解。不可能把这事儿当成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那个人又回到报社向党委添油加醋地汇报一番,无非是“哈尔套党委很重视,要求严肃处理”云云。报社当时的一把手是军代表,虽然左得很,但也不可能真把这件事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但当时是个随意上纲上线的政治恐怖年代。军代表为了规避风险,还是把当时农村部主任找去训了一顿。主任一肚子火没处发,当然也得拿我出气,回来又把我一顿狠收拾:你这玩笑开大了。你知道不,有人说你这是反对贫下中农占领上层建筑舞台的政治事件,是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岗楼”这句玩笑话已经成了“政治事件”了。为此,小马还哭了一场,说都是她惹的祸。

    从此,我得出教训:嘴确实是个惹祸的窟窿,下决心今后只用它吃饭。

第十二回 老书记死战富祝总

         悼故人泪洒槐树坡

    1975年深秋,我到绥中县西北山区的祝总大队(村)采访。那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年代。大队党支部书记韩朝相在一个破烂的青年点里招待我吃饭。一大碗满是高粱壳子的“晋杂五”高粱米饭,一大碗豆腐脑儿——后来知道他是现借点黄豆特意给我做的。他破衣烂衫,脚上的一双黄胶鞋已多处开裂,但他那灰黑疲惫的脸上却充满了自信。他让我看他那正在紧张施工的塘坝、梯田,新栽的果树、刺槐。他的嘴简直就是一个宣传站:什么“青松压顶,油条穿带,刺槐镶边,果树成园。雨大能吐,雨小能蓄……”我的心不禁掠过一丝悲苦:他不仅要拼命干,还要拼命宣传。他需要300壮士的齐心协力和人们的理解啊!

    1990年的清明时节,当我再次来到绥中县的西北山区寻访这位我15年来一直不能忘怀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时,韩朝相已于198156岁时去世了。干部群众几乎是在泪水中向我讲述了他们的老书记:韩朝相本是公社(乡)干部,1964年为了摘掉祝总贫困帽子才回来当了书记。他是拿了自己的性命去实践自己的诺言。他白天领社员修梯田,晚上点瓦斯灯修水库。人们累急了,有的恨他、骂他,他除了开动他那惟一的宣传机器——一张嘴巴外,从无怨言。村民们告诉我,老书记留下的工程正在转化成巨大的物质财富。1.5万株果树早已全部挂果,1989年仅水果收入就达20万元。满山林木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16座小塘坝滋润着全村的山山岭岭。1989年大旱,全村收入一文不减。

    穿过一片连着一片的槐树林,我们来到韩朝相的墓前。一抔黄土,几株青松。人们伫立着,仿佛又看到了那位为祝总吃尽了辛苦,却没能分享一点幸福的人。一位老人老泪纵横地告诉我说:“如今我们过好了,老书记却给活活累死了。”

  ——这就是30年来深深镌刻在我心中的韩朝相,一位党的最基层的干部的形象。

第十三回 生产队长痛哭斥“倒退”

         宣传干部像章表“忠诚”

    1978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制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央随即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两个文件大力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倡实行各种各样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在这一精神鼓舞下,有些地方生产队实行了“自由结组,包干到组,独立核算,自主分配。”等划小核算单位的办法,一些地方则酝酿承包到户。民间还流传出“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顺口溜(赵紫阳当时是四川省委书记,万里是安徽省委书记,两人都支持大包干责任制)。当时的辽宁日报党委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但下边阻力很大。19795月初,我按报社党委的指示,分别去营口和铁岭地区搞调研,并要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两个文件鸣锣开道。在营口市一个区采访时,一位宣传干部得知了我的来意后,胸前特意佩戴了一枚硕大的红彤彤的毛主席像章,来接待我。他非常激动地讲述当前农村人心浮动,要求倒退的声浪甚嚣尘上,那些满脑袋瓜子想复辟倒退的人整天闹着包干到组,包干到户……最后,他大声质问我: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道路还走不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要不要?他说,现在不是什么继续深入贯彻中央两个文件的问题,而是贯彻文件精神过了头。在铁岭县新台子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采访时,正赶上生产队实行包干到组后,各组组长采用抓阄的办法分骡子分马,院里院外一片热闹景象。那个生产队的老队长是一位老党员、老劳模。他一听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便非常激动地介绍说,现在已经包干到组了,各组抓阄分骡子分马分农具,搞得乌烟瘴气,生产队名存实亡,实际上已经解体了。“倒退到这种程度还不满足,一些人还嚷嚷要包干到户,几十年攒下的集体家产就这么完了。”老队长讲到伤心之处已是老泪纵横。

    调查中我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普通农民强烈要求改变大锅饭大帮哄的管理方法;一方面是来自干部队伍的“左”的思想的反对。不冲破“左”的阻力,中央的两个文件就无法贯彻实施,解放生产力就是一句空话。据此,我撰写了一篇名为《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两个文件》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历数了极左路线在农村造成的危害,分析了在贯彻落实中央两个文件过程中产生阻力的思想根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从各地反映的实际情况看,当前并不是什么落实政策‘过了头’,而是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进一步贯彻两个文件,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由于这篇言论在当时来说很有针对性,所以很快被《人民日报》转载(1979.5.7)。

第十四回 水浇地成“张嘴等”

         大渡槽成“升官渡”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全省各地都纷纷对农业学大寨期间一些不讲科学、长官意志、胡干蛮干及形式主义、花架子工程进行了反思。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辽南某县。

    这个县在农业学大寨过程中,兴建了一大批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被称为辽宁的林县。应该说,这些工程在后来的农业生产中大部分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在设计施工中存在着许多不讲科学、长官意志,决策靠拍脑门的现象,结果在动迁安置、工程效益方面漏洞百出。以致三中全会后这个县出现了“水利工程最多,要饭的最多,进京上访的最多”的怪现象。就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水利部派人到辽宁专项调查此事,报社便派我与省水利局的同志一起陪同前往。

    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县里几乎没什么抵触情绪,他们也已痛感到不实事求是、不讲科学造成的巨大危害。水利部带来的上访材料很具体很准确,我们按图索骥,先来到一处为上游水库配套的水浇地工程。按照原来设计,上游水库的水应该顺着干渠、渡槽一直流进这片土地的支、斗、毛渠,形成配套齐全的水浇地工程。可摆在眼前的却是,几百亩配套整齐的水浇地工程却滴水未有。原因很简单,由于落差和水量的问题,水库里的水根本就不可能流到这里。这样大的工程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啊,如今就这样宣告作废,农民怎能不气愤?

    在调查中,我们看到,有许多气势雄伟的大渡槽都白白地晒在地里。这种现象以后我在农村其他地方采访时经常看到。原因大部分是上游的水根本就到不了,或是由于落差不够而作废。那些曾在报纸上、照片上和它的主人们一起出尽了风头的一座座雄赳赳气昂昂的大渡槽,如今成了对长官意志、形式主义花架子的无情嘲讽。人们给它们起了一个极尽嘲讽的诨名——“升官渡”。

第十五回 围屏乡巧遇大老齐

         评新闻全国首获奖

  1981年的春天,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来讲,是一个东风浩荡,春风化雨的春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一系列有关政策的鼓励下,我省农村普遍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被束缚已久的生产劳动积极性迅速地被释放出来。对于发生在农村的这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对于那些长期坐在办公室的机关干部们和城里的居民们还知之甚少,有些人在过去长期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农村的这一场变革还疑虑重重,议论纷纷。为此,编辑部派我到辽西农村考察一番,写几篇报道,用发生在农村的那些活生生的事实来澄清那些糊涂认识。

    端午前夕,我和当时兴城县报的记者孔祥君一起,来到了兴城西部的围屏乡(当时还称公社)。跑了两天,虽然也了解掌握了一些材料,但都比较零碎,不理想。端午节这天,乡里干部们都放假一天,大院里只剩下我和孔祥君,还有乡党委书记范越林、副书记温继勇作陪。范越林和温继勇当时都很年轻,也就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上下情况熟,思想活跃,有政策水平。因为过节,晚饭他俩给我煮了一水瓢咸鸡蛋。吃完晚饭,我们就坐在院子里神侃。小院里晚风习习,柳暗花明,令人神清气爽。温继勇说:“大哥,你愁啥,我看你就写写俺们乡农科站那个大老齐得了,保证有人看,还有说服力!”我眼睛一亮,忙说,你说说,你说说。温继勇一看我感兴趣,立即来了精神。他说,俺那个大老齐,过去虽说也是沈阳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但谁勒乎他呀。他给社员讲什么“湿沙润种”“叶面喷肥”科技种田课,社员不是唠嗑就是睡觉。后来,大老齐干脆就成了乡机关的勤杂人员。食堂炊事员请假,他就去煮饭;看收发室的有事,他就给看收发室;俺们乡搞了个“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回回少不了大老齐。

    如今包产到户了,大老齐可是瘸子穿大衫——抖起来啦!温继勇一拍大腿站了起来:过去社员在生产队干活,那是随帮唱影,跟着混。如今地一包到自己手,全傻啦,都不会种地啦。有的连浸种的农药百分比都不会。这一下,大老齐可就成了香饽饽了。这家扯,那家请,连乡广播站都对大老齐随时开放。社员哪怕正嘴里嚼着饭,一听是大老齐讲科学种田,也赶紧撂下饭碗,洗耳恭听……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典型人物吗。我简直如获至宝。当即就想赶往大老齐的家里去采访。但温继勇说他家离乡政府太远,三十多里,好在明天他就回来了。我一宿也没睡好,心里老是在想,这个大老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天上午,大老齐如期而至。他的经历,举止言谈与温继勇描绘的一模一样。我立即以“大老齐成了香饽饽”为题,执笔写了一篇通讯,并标了一个副题:“献给那些不太了解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发生了哪些变化的读者们”(发表在辽宁日报1981620一版)。

    这篇通讯获得了中国新闻学会和中国记协组织评选的1981年度全国获奖好通讯,成了我以后评职称的一个资本。

第十六回 陈淑清买车受骗

        放大话退车救人

    1985年春的一天,我当时在《美报》(辽宁日报生活版)任总编辑。早上一上班,我的办公室就进来一位三十左右岁的农村妇女。看来她一定是在什么地方等了我很久。她不偏不倚地站在地中间问:你是崔中文吧。我说,是。只见她一边解下头上的大围巾一边说,那我就找对了。她说,她是我大姨的丈夫的叔伯兄弟的两姨妹妹。论起来她应该管我叫大哥。我说你就不用这么费劲介绍了,就说有什么事儿吧。她坐下来,开始介绍她和丈夫被骗的经过。

    原来,她和丈夫都非常能干。近几年口攒肚挪地攒下一笔钱。她丈夫会开车,就想买台车拉脚跑运输挣大钱。于是就从新民县托了一个“能人”,从清原县山区的一个仓库花1.1万元买回一台没牌没证的破卡车。开回来一天路也没上就趴了窝。买车的钱自己就有3000元钱,其余都是从银行贷的款和从亲戚朋友手里借的。找清原仓库,去了八趟也没人理。被逼无奈,她和丈夫把她家的五间大瓦房卖了还了银行的债,一家五口住在一间临时搭起的窝棚里。一到年节,亲戚朋友要账的挤满屋。总之一句话,活不了啦。

    我听完脑袋懵懵的。我说,我们是报社,管不着这些。你要是求我上篇稿还可以商量。这样事你应该找法院告他,或找政府上访去。她说该找的地方都找了,没办法才来找你的。我说,你找我也没用呀,我们又不是权力部门,管不着呀。她听完后,一声不吱地坐了一会儿,站起来非常平静地说,那好吧,既然你也管不了,那就省事了。今晚我回去就买两包耗子药,回家包顿饺子,全家男女老少一吃,就彻底解决了。我狠着心说,你家吃不吃耗子药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和我没关系。陈淑清没再说话,系上大围巾就走了。

    我看她走出门去,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如果她一家真的走上绝路,我这不是典型的见死不救吗?管他能管不能管,最起码也不能让她今晚就喝耗子药呀。

    当时我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楼梯口一看,陈淑清已经走到一楼。我大喊一声,陈淑清,你回来!陈淑清顺从地回到办公室说,你又想管啦?我说,其实我真的没能力管。这样吧,你先别吃耗子药,等我努力一番,如果成功了,你也就不用喝了,如果我无能为力,到那时候你愿意喝再喝。

    送走了陈淑清,我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脑袋里就这一件事:退车,喝药。我首先打了一圈电话,搞清了那个仓库归省某公司管。这就好办了。某公司是省直单位,他们的下属单位居然坑农害农,找读者来信部,读者来信部编辑一本专门送给省委省政府领导看的《内部参考》,吓唬吓唬他们去。

    我找到了当时的读者来信部主任王羽京。王羽京是个为人正直脾气火爆的人,一听事情经过便大动肝火,说,如此坑农,整他。于是由我现场炮制了一篇“读者来信”,痛诉被骗经过及造成的恶果。然后拣成铅字,打出小样,再由王羽京签上字:“拟于近日《内参》刊出”云云,再盖上读者来信部的公章,这就齐了。第二天,我俩从报社要了一台车,带着小样,直奔省某公司。在省某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里,王羽京首先自报家门,然后递上小样,说,事实我们已调查核实,准备发下期《内参》头题。今天特意来和你打个招呼。公司总经理一看就傻了。他明白这玩意要是一上《内参》,他们公司立马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坑农典型。我和王羽京轮番批判清原仓库的坑农行为。公司总经理当即表示,我们立即开展调查,只要属实,我们立即处理。临走,还一个劲地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发稿。

    一个星期后,陈淑清打来电话说,清原仓库已来人将那台破车拉走,9000元购车款原数退回。陈淑清说,还有2000元好处费你也得帮我要回来,否则,我还是活不了。我虽然烦透了,但深知当时的2000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后来我还是和王羽京特意去了趟新民县,找到了那个“能人”,好在那个“能人”是个机关干部,这就好办了。还是老办法,一顿大话,无非是“找你们领导”“给你见报”云云。吓得那个“能人”乖乖交出了那2000元好处费。

    后来陈淑清特意到我家来一趟,拿了一兜子从泡塘里捞的黑乎乎的小虾,还说,她准备开个小饭店,请我去她那个小饭店吃饭。我说,行了,谢谢你,今后永远别再叫我看见你就行了。 (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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