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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新闻界 作者:崔中文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6-21 14:52:14

□崔中文

第十七回 赴大寨寻访郭凤莲

         虎头山拜谒永贵墓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曾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圣地。毛主席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使全国亿万农业战线上的各级领导和农村基层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朝圣般地涌向这个小山村。那时,像我这样一个一直从事农业报道的记者,到大寨参观学习始终是我的一个梦想。可惜,这个梦想一直到19917月我任辽宁农民报总编辑时才得以实现。

    从昔阳县城坐汽车,沿着一条狭窄的柏油路,向东南不过十几分钟,便到了大寨这个位于太行山区的小村。只是此时的大寨,早已和陈永贵一起走下了神坛。

    这里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喧闹,与太行山区千千万万个小山村一样,恢复了原有的宁静。只有位于大寨乡政府(大寨村即大寨乡政府所在地)北侧的一所颇为壮观的“中国旅行社大寨支社”,还标志着大寨曾经历过的那个辉煌的年代。

    设有200多个床位的旅行社院里,显得空旷、寥落。旅行社副经理石久昌告诉记者,在“学大寨”期间,这个旅行社是专门接待中央首长和外宾的。当时的中央首长除毛主席外,几乎都曾在这里住过。现在,这个旅行社归县政府管,平时只能靠招徕一些小型会议维持30多名工作人员的开资。没钱维修,没钱添置设备,房间里没有电视机,连卫生间的洗澡水也烧不起。

    在这里,我有幸见到了郭凤莲、贾进才(陈永贵的前任党支部书记)、宋立英这些当时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人物。虽然大寨已走下神坛,但这些人物的光辉在我的头脑里丝毫没有磨灭。郭凤莲当时被安排到昔阳公路段任党支部书记。当她听说我们期望能够采访她时,便毫不犹豫地从昔阳县赶了过来。郭凤莲当时已是44岁,但她还是那样的热情、爽朗、年轻,浑身充满了朝气。她告诉我们,她的爱人贾富元是晋中公路分局调研员,现在夫妻双双致力于家乡的公路建设。他给我们谈大寨的过去和未来,谈她对大寨的感情,谈当年他们如何把陈永贵的骨灰迎回大寨,如何祭奠,又如何按照陈永贵的遗愿将他的骨灰葬在了虎头山上。她领我们看了他们用了整整10年光阴,陆续建起的那座有点像古城堡似的新村建筑群。一排排依山而列的独特的“大寨式楼房”已显陈旧,用钢板焊成的鲜红的两个立体巨型大字“大寨”,还十分醒目地矗立在寨门上。

    贾进才当年已80高龄,身体还算硬朗。双手厚厚的老茧和变形的骨节,记录下了那个昼夜苦干的年代。宋立英是贾进才的老伴,当年只有62岁,显得年轻而有活力。她当时任村党支部委员,负责村里的果园。窑洞式的房间里收拾得十分整洁,墙上的一幅幅照片告诉人们,这个普通的小屋里,曾留下过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这些巨人们的足迹。宋立英生有两儿两女,三个在外地工作,只有小儿子在县食品罐头厂工作,一家五口,安享天伦之乐。

  夕阳西下,正是晚饭时节。我们漫步在新村窄小的街道上。大寨人三三两两,端着山西特有的老碗,蹲在家门口儿吃饭,碗里装的早已不是玉米粥、老咸菜,而是白生生的宽面条,绿莹莹的青菜。

    当时的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高玉良——一位40多岁的壮年汉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一听我们是辽宁来的,立即提出能否从盘锦油田给联系点甲苯。他说他们为壮大集体经济,村上办了两座煤窑,一处果园,一个化工厂。1990年,全村人均收入已达710元。由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全村实行孩子上学免费,水费电费(大寨人全用自来水)免费,农业用水免费,冬季取暖用煤免费,住房免费。

    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洗衣机,60%的户是彩电。手里的粮多了,钱多了,大寨人也已结束了吃粗粮的历史。白面大米,时新蔬菜,已成了大寨人的家常便饭。

    越过陡峭的山路,我们来到虎头山上陈永贵的墓前。墓后是苍松翠柏,墓前是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层层叠叠的梯田,一直可遥望到大寨新村。陈永贵病重期间,对前去看望他的高玉良说:“我给你500元,你回去问问大寨人让不让我回去。如果让我回去,我愿意回大寨;如果不愿意,就把我埋在老家石家村。”大寨人当然愿意让他回去,并给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花1.5万元为他在虎头山上修了这座墓。墓前层层叠叠的各式各样的花圈和各种牌子的香烟告诉人们,走下神坛的陈永贵依然受到大寨人的尊敬与怀念。

    下山的路,路过了大寨人的果园、化工厂,也路过了小煤窑。几台矿车正在洞口的小铁道上进进出出,高矗的煤堆、往来运煤的汽车告诉人们:大寨人终于又迈入了一个新天地……

第十八回 寻净土道长细说太清宫

         访道众偶遇时髦小道姑

    1986年春夏之交,由于美报内容的需要,经过事先联系,我便一个人去太清宫寻访主持李道长。李道长是省道教协会会长,在道教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在太清宫的主持居室内,我第一次见到李道长。那李道长身穿一袭蓝布道袍,头戴一顶冲天冠,足踏白布袜青布步云履。白髯飘飘,一副仙风道骨。我环顾四周,只见李道长的居室十分狭窄简陋,特别是那张床,只有半截单人床那么大。我感到大惑不解。李道长解释说,他为了练功,从不躺下睡觉。年复一年,只在这方寸之地参禅打坐。我不禁肃然起敬。

    李道长领我遍观太清宫内的道观文物设施,拜谒了开山祖师郭守敬的神位。据李道长介绍,太清宫的原址本是盛京城西北角的一片涝洼塘。清朝中叶,郭守敬从本溪九顶铁刹山八宝云光洞来到此地,结草为庐。这便是太清宫的前身。

    李道长陪我一边说话一边参观,迎面碰到一位非常时髦的小道姑。只见那道姑一袭长发松松地挽在头上。身着一领蓝布道袍,下身穿一黑色紧身脚蹬裤,一双白色跑鞋。手里提着一个热水瓶,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哼着流行歌曲。李道长看我不解的样子,连说“善哉善哉”。我发问说,道观里不是应该有道规吗?李道长说,怎能没有。但这些年轻人不守道规,道观里也没有办法。“来道观出家你们不是要严格审查吗?”我忍不住问。李道长无奈地说,一般情况下,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但也有一些是属于社会失意者,如失恋,高考失败,官场失意,为了逃避现实,往往就通过一些领导疏通,我们也不好拒绝。这类人出家后不可能真心修道,他们往往把这里当成临时避风港,一旦外面的情况有变,或自己的心境发生变化,他们就又通过领导走了。

    看来,人情世故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即便是被称为“闹市中的净土”的太清宫,也无法完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第十九回 赴东瀛接待遇土谷

             小气鬼原是为“诚信”

    199811月,辽报准备从日本的西研公司订购一套印刷设备。我受报社委托,带领三名技术人员前往考察。

  日方给我们派出的翻译兼接待名叫土谷健一,是西研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这位仁兄讲起汉语来是个正而八经的“半瓶子醋”。一些直来直去的意思还凑合,稍一拐弯,就不好使了。小伙子长得十分帅气,一米七几的个头,英姿勃勃。我们这次去日本是考察,土谷是西研公司派出接待我们的全权大使。依我国惯例,我们是西研公司的客户,且是外商。那接待的派头可就大了。正所谓“百里不通风,隔道不下雨”,国与国之间的风俗习惯真是天壤之别。

    在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土谷把我们接下飞机,一阵“阿力嗄多古扎一麻斯”加90度鞠躬礼之后,便领我们去一快餐店一人吃了一碗面条。各种活动的交通,能乘电车的乘电车,能乘地铁的乘地铁,哪怕一站两站,也不打的士。土谷工作的西研公司在福冈市。土谷对其他大城市也和我们对国内其他大城市一样不熟悉。但他可以不厌其烦地到处问路、打电话、查地图、排队买票;领我们一趟一趟地出这个站进那个站,我们奇怪,他怎么就不嫌麻烦呢?

    一次,我们走在街上,突然下起雨来。土谷把手里仅有的一把伞给了我,其他人没有。土谷以为挺一会儿雨就过去了,可是雨不但没停,反倒大起来了。土谷迅速钻进一家小店买了几把雨伞,可我一看,每人一把,惟独土谷没有。雨还在下,土谷还是那句话:“没关系的。”我很自然想到我们国内,如果接待一个外国客户,将是怎样的一个排场呢?那还不得一律大酒店的米西米西,包车的干活。后来我们了解到西研公司给他的接待政策也是实报实销。那么土谷的这种兢兢业业的精神又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一位在西研公司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说,就是为了诚信。日本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国家。员工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想保住饭碗,想进步,那就只有在老板心里树立起自己的诚信。所以,在日本,每个员工都在拼命地抓住一切机会来表现自己对企业对老板的忠诚。土谷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十回 清明节人鬼大战

         放山火母子受罚

  199044,我去兴城采访荒山绿化的工作新闻。负责农业工作的副市长崔志义说,你先别采访什么荒山绿化啦,明天是清明节,你跟我一起去看一场惊心动魄的人鬼大战去吧。

    他向我介绍说,每到清明节,许多城里城外的人都要到荒山野岭去烧化纸钱,祭奠逝去的亲人。而每年这个时节,又都是物燥风大的火灾高发时节。可以说,没有一年不因为上坟烧纸引发山火的。他说,“今年形势特别严峻:一方,数万人为了已去世的亲人的‘幸福’,纷纷置办了香烛纸钱,准备清明节到坟前焚化祭奠一番,以抚慰亡灵;另一方,市委、市政府为了活着的人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保卫山林不被焚毁,组织了最少不低于一万人的干部大军,严令各乡镇守住一切通往林间墓地的交通要道,不准任何人上坟烧纸,吸烟用火,如有违犯,立即查处!”

    两军对垒,一片紧张气氛。

    45,清明节。天一放亮,我就随崔志义驱车下乡,巡察督阵。

    传统习惯的巨大力量是难以想象的,车刚一出城,便见大路小路上,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步行的,三三两两,络绎不绝。车到东河畔,只见岸边一片沙地上,已升起缕缕青烟。旁边站阒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显然是在监视。崔副市长诙谐地说:“传统风俗,一下难改。你不让他烧,他心里难受,所以就划出指定地点——这也算疏导吧。”

  第一站到首山。进山路口处,市林业局长、副局长,城东办事处主任都已到岗。几个年轻人和驻军某部的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在盘查每一个上山扫墓的人;不准带烧纸,不准带烟火。远处林间墓地上,几个人正在祭扫,几个包山头的干部现场监视,寸步不离。

    崔副市长说:“这个市的元台子乡、双树子乡地处边界,外地人上坟烧纸的多,容易出事。”于是,我们驱车直奔双树乡。

  双树乡党委书记王树平是位很有魄力的年轻干部。他临时组织了100多名乡村干部,规定从414845清明),每天早530分上岗,封锁所有进山路口,并派人包山头。乡长杨春来给我讲了个发生在头一天的故事。一个姑娘从葫芦岛走了20多里,来给去世不久的母亲上坟烧纸。负责月亮山道口的干部截住了她,她便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把守道口的干部只好把她带到指定安全地点,让她烧完了事。王树平说:“本地人经我们长期宣传还好办。就怕这些外地人。大老远来了,非要‘表示、表示’,真叫你堵不胜堵,防不胜防。”

    王树平的话不幸言中,我们谈话刚刚结束,就见不远的南山岗上冒起了浓烟。但半个山包已烧了个黑乎乎。3个上坟烧纸的肇事者——锦西市某厂两名工作人员和一个老太太被带到乡政府,自食了愚昧酿成的苦果:批评教育,罚款1130元。

    令我这个“国家干部”感到难堪的是:在整个救火期间,火场对面500处,一直停着一辆红色的吉普车。坐这个车来上坟的干部一直在专心祭扫,对这边的救火举动无动于衷。老护林员气得大骂起来。一位乡干部说:“每年都有一些人坐小车来上坟。坐小车的干部还这样,叫我们怎么去说服老百姓!”

    第三站到元台子乡,他们也是采取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道口、包山头的办法。乡领导分四大片,乡里两台吉普、四台摩托巡回检查,严阵以待。但即使是这样,仍无法保证不出问题。上午10点多钟,这个乡的八里屯南山就着了一把火,幸亏没有烧大。肇事者——兴城东华机械厂的一个干部,当然也自食了苦果。

    崔副市长无可奈何地说:“你都看到了,我们组织得这样严密,还不能全胜。如果稍一放松,可真就要狼烟四起了。”

 

第二十一回 林美亚独创越战碑

           摄影师巧摄死魂灵

    19956月,我随辽宁新闻代表团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凭吊了越战纪念碑。

  纪念碑建于上世纪80年代。位于国会山、华盛顿纪念塔、林肯纪念堂中轴线的右侧。美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在征集设计方案时提出四条要求:1.不能有政治倾向;2.要把阵亡将士的名字按牺牲的先后顺序全部刻上去;3.要有新意;4.要和周围景物协调。最后,在数百件设计方案中,美籍华人、正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林美亚小姐独占鳌头。她一改纪念碑高耸入云的设计思路,而是将纪念碑由浅入深地伸进地面以下12英尺。然后以120度角折出地面。纪念碑由浅入深,黑色的大理石面也就随着越来越宽,同时也寓意战争逐渐走入深渊,或越陷越深。随着战争越打越大,越打越残酷,阵亡将士也越来越多,纪念碑的黑色大理石面也因此越来越宽,所以也就能把阵亡将士的名单全部刻上去。终于到了转折点,开始走出深渊,战争逐渐接近尾声,阵亡将士也越来越少,纪念碑也越来越窄,最后完全脱离苦海,踏上绿地。那种对越战的深刻反省之意,渗透到了整个设计的构思之中,令人叫绝。

    有一幅纪念碑的照片尤其令人叹为观止!作者以巧妙的构思,运用一群头缠绷带,残肢断臂鲜血淋漓的陆战队员站在纪念碑前,从而在纪念碑黑色大理石上造成的影像,让人看到黑色的纪念碑里,有一群瞪着渴望的眼睛,伸出双手的阵亡将士的灵魂,望着站在纪念碑前一群悲痛欲绝的亲人。那种生死相隔,镜中亲人难觅的痛苦,使人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纪念碑在征集过程中虽已明确提出“不能有政治倾向”。但我看见一队队的美国人:老人、学生、青年、士兵,迈着沉重的脚步,默默无言地顺着纪念碑走下去,又走出来,那种对越战的深刻反省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十二回 图“优惠”赴某县办厂

       陷绝境夫妻俩求援

    1996年秋的一天上午,我的办公室来了夫妻俩,四十左右岁。女的先作自我介绍。她说她叫立春,是我叔伯三哥的舅舅的外孙女,论辈分应该管我叫舅舅。而且说,这亲戚虽然听起来有点绕口,但一点也不远。我说,远近没关系,你先说事儿。一听让说事儿,那男的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义愤填膺地控诉起他们在某某县投资办厂上当受骗的经过。

    原来,这两口子也非常能干。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一直在原籍办砖厂,几年下来,也赚了几十万元。一天,他们从一张“某某县报”上看到了一条关于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便动了心。二人一盘算,如果把砖厂搬到法库去,光税金、地皮费一年下来就能省几万。小门小户的,多几万少几万那可差老鼻子了。于是,脑袋一热,就把砖厂搬到了法库。

    讲到这,男的叹了口气说,县里那些优惠政策还真都不是假的,一点都没唬咱们。可你砖厂不能开到县政府大院里呀,你得开到某某乡某某村去吧,这一下就完了。砖厂一开张,工商的、税务的、乡里管环保的、管消防的、管卫生防疫的、管安全生产的、管计划生育的,还有村书记村主任,轮番“检查指导工作”。

    “吃顿饭得多少钱?买条烟得多少钱?送份礼得多少钱?关键是他们没完没了,轮番轰炸。”男的激动起来。

    这还不算,村里的那些村棍儿村霸,套上大车明目张胆地到你的砖厂来拉砖。理由是“村里的龙脉都被你们挖坏了,拉你一车砖是小意思。

    惹不了我们还躲不了吗?两口子一合计,决定从哪搬来的还搬回哪去。可乡里说,你搬走可以,但设备得留下。理由是你破坏了环境,得补偿。

    那男的把我的桌子拍得啪啪响,“这还有地方讲理没?”那阵势好像是我坑了他似的。

    我坚信他们说的基本真实,因为我对下边的那一套太熟悉了。

    这一回我没有推辞,因为某某县的五大班子成员有好几个都和我相当熟悉。如何在那继续挣钱我帮不上忙,把砖厂全肠全肚地撤出来,估计没啥大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找他们书记、县长、人大主任,开口就给他们上纲上线,说他们破坏投资软环境,自绝招商引资之路,云云。他们也承认,上边政策定得再好,也戗不住下边这帮歪嘴和尚。

    一个月后,那两口子来电话说,虽然县里几个大官都说了话,但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请客又送礼,这才把砖厂设备撤出来。还说,经过这一番折腾,惹气上火不说,还净搭进去3万多,从今后,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们报纸上说的那一套了。

    这就是我帮他办事,他送给我的礼物。

 

第二十三回 戴县长风雨火车站

           范市长痛陈拒腐蚀

    2003年秋,我到一个矿区去采访,当问及一位重新就业的下岗女工为何第二次失业时,那位女工脱口而出:“现在的干部不是都黑嘛,一天干10个小时活,一个月才给200多元钱,所以不干了。”个中的是非曲直不必赘述,就这一句“现在的干部全都黑了”,足以刺疼了我的心。回来的路上,我老是想着这句话。作为一名下岗女工,她的话无可挑剔。因为她听见到的干部,可能就是她的顶头上司或私企老板,或包括她周围能接触到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不好,那在她的眼睛里,就是“现在的干部都黑。”

  我常痛恨那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干部。他们不仅败坏了党的声誉,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败坏了那些无辜的干部的形象和威信,使那些终生劳苦、勤政为民的好干部也随之蒙受了不白之冤、不白之羞。我同情他们,也为他们的不白之羞感到不平。

    我当了一辈子记者,成年累月和各级干部打交道。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确有一些干部经不起金钱美色的诱惑,变成了“黑心干部”,但那毕竟是少数。我仔细回想一下,在相识的干部中,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人。相反,他们那种守土一方,辛苦备尝,“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高度责任感,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下边就讲几件在我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印象。

    1981年,我被省委下派到铁岭县挂职锻炼。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个星期六能回家一次。当时的县长戴明义家也在沈阳。但由于他成年累月忙得团团转,难得有机会回家。1982年夏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5点多钟,我俩偶然在火车上碰到了一起。开始,我俩面对面坐着,说东道西。说着说着,外面随着几声沉闷的雷声,忽然下起雨来,而且一会儿比一会儿大。戴明义把头扭向车窗外,一声不吭地望着那被大雨遮盖的田野,不再理会我的讲话内容。等到列车停靠到一个小站时,戴明义站起来对我说:“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你自己回家吧,我得返回去。铁岭县境内有几处低洼易涝区,我得回去照看照看。”火车开动了,我看着戴明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风雨潇潇的站台上等着返回的列车,我的心里感到一阵酸酸的。这个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了整整20年,从未淡忘。我也常常用这个故事鞭策自己,教育孩子,向他们诠释什么是一名党员干部的责任。

  1999年秋,我去葫芦岛市采访。时任市建委主任的范越林负责接待我。越林在兴城当市长时我们就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见了面几乎是无话不谈。当谈到干部腐败问题时,他说,当建委主任,掌一方权力,有人就常常想投资权力,给你送钱送物,有的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下大赌注。每当这时我就想,这些钱物如果我收了,就会变成他们的一条狗。别说当主任,连个人你也当不成了。有时处理完一个难缠的送礼者后,我会瘫在椅子上长吁一口气,那感觉就像被人绑票后又逃出来了一样。当我再一次见到他时,他已被选为葫芦岛市副市长。这回他对我说当个领导干部最不易的就是每天都有一伙人在研究你,采取各种手段引诱你,拉拢你,腐蚀你。你自己若不瞪大眼睛,提高警惕,早晚也得栽在他们手里。他说,如果真有挺不住那一天,我宁可辞职回家,领老婆孩子种地去,也决不干那些遗臭万年的事。

    2002年春节前,我到阜新市去采访,见到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新任县长包权。他是1987年的大学毕业生,当过乡党委书记,做过市林业局长。他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出台的“林权放下去,荒山绿起来”工程,一年大见成效,受到了省领导和省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关注。可是他林业局长的工作刚开了个头,就又被派到省里有名的贫困县阜新县去当代理县长去了。在市政府招待所里,他向我历数了阜新县面临的困难。他说,因去年大旱,有许多困难户春节一过就断顿了。你给他送一袋白面,他也舍不得吃,偷偷拿去换苞米面了。他说,改革开放20年了,不用说大酒店里朱门酒肉臭,也不用说城里的麦当劳、肯德基,就是那些搞得好一点的贫困农村,温饱问题也早解决了,可我们这叫什么?我看见他的眼角已经闪出了晶莹的泪光。他说他要做十年打算,发誓带领全县人民改革贫困面貌。采访中,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他已开始拼命实践自己的蓝图。阜新县的干部群众已经从他的蓝图中看到了希望。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些事件都很平常呀,这是许多人都能做到的呀!说得对,正是因为在我们的干部中,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古老贫穷的祖国才能在“四化”的道路上艰难起步;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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