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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新闻界 作者:毛杰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4-28 14:56:02

 

□大连电视台 毛杰民

眼下,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的电视新闻记者在采访中经常会遇到某些采访对象的无理阻挠,有时甚至发生采访设备被损坏、记者被殴打的恶性事件。这些采访对象往往出于对舆论监督的畏惧、仇视和抵制,不惜直截了当地对记者的采访活动粗暴干预,这便有了电视批评报道中常见的挡镜头、推话筒画面。由于这些人的严重干扰,给记者的正当采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要么采访活动被迫中断,要么采访效果大打折扣、使得预期的采访目的难以实现,给舆论监督设置了很大的障碍。

    随着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地摆到了电视媒体的面前,如何维护电视批评报道的采访权,也就造成了当前亟待阐明的一个重大课题。尽管目前《新闻法》还没有出台,但实际上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和普遍的法律原则以及相应的司法实践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极富针对性和鲜明性的法律支持,换句话说,是法律赋予了我们正当的采访权。

电视媒体采访活动的特定性

    电视媒体的本质在于它诉诸视听传播的合成性,这一点与报纸媒体主要诉诸文字传播的特性截然不同。过去在批评报道上对报纸的种种原则性限定,有一些放到电视身上,往往使电视本身难以适从。比如说“对事不对人”“点名要慎重”等等,报纸可以只讲事,剩下的用“某部门、某单位”“某人”一笔带过,而电视由于离不开形象的直观表现,在报道事件的同时也必然要把镜头对准相关的人,形象和姓名回避不掉,也就是说,电视的报道根本绕不开具体当事人这个环节。

    正是这种具象化给电视采访带来了特定性的东西。报纸的报道是一种对采访内容的追述,空间与时间都是二度的。电视的媒体特性决定了记者的采访与摄像机的记录必须是绝对同步的,这就意味着电视记者在出示证件、亮明身份进入采访过程的同时,摄像机就应该启动、记录一切。而往往就在这个时候,摄像机带来了震动,阻挠开始,冲突性和争议性都集中于此,对报纸记者采访(谈话)常规性态的不介意,在这里变成了对电视镜头出现打破常态的格外“在乎”。采访究竟构不构成对采访对象的侵权也是由电视采访的特定性而引发的。

    没有画面就没有电视,当电视镜头面对人的时候,直接呈现的就是人的形象(肖像),这就带来了肖像权的问题。所谓肖像权,就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肖像在制作和使用上所依法享有的专用权,是公民重要的人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对照法条和司法解释来看,电视批评报道进入采访过程中,采访对象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拍摄其肖像都不构成侵权,因为新闻报道本身不存在任何营利目的。除了营利目的这个构成要件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民法通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还提到了阻却违法事由的因素,即虽然未经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但如果有阻却违法事由,则该使用行为为合法。这种阻却违法事由包括为维护社会利益的需要,如对公民实施不文明行为而拍摄、公布予以善意批评等以及为了新闻报道的需要而使用等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电视新闻镜头前没有肖像权。

    除了肖像权之外,电视批评报道的采访所涉及到的公民人身权主要还有名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司法解释:以书画、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就新闻报道来看,除非恶意故意,一般情况下侮辱、诽谤是难以作为的,倒是在隐私和事实方面有发生侵权行为的可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点谈到: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但是新闻报道历来主张客观报道,用事实说话,电视采访与纪录的客观同步性,直接把真切的画面和原始的行为以及话语呈现出来,而且电视报道在常规技术上具有不可“篡改”性,这就基本排除了报道者的主观捏造可能,使得电视报道保持一种“高保真”的状态,所以电视报道因失实卷入名誉权纠纷的并不多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肖像权、名誉权,法律是有非常严格的界定的,而且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阻却违法事由限制着所谓“肖像权”、“名誉权”的滥用,更重要的一点,采访本身不产生侵权事实,侵权事实是在电视报道播出后才得以存在的,所以电视批评报道只要坚持公共利益取向,任何滥用“肖像权”、“名誉权”做盾牌抵制、阻挠记录采访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也是不合法的。

    人的每一种行为都会产生出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置于法律的框架内都是一种法律关系。电视报道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形成的采访与被采访关系无疑也是一种法律关系,双方都有权力与义务的约定,都是权利与义务的承担人。电视记者有采访的权力,也有不进行违法采访、不侵害采访对象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样的,采访对象有不接受无关采访的权利,也有接受相关采访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记者的正当采访必须得到保障。

    电视媒体的公共性,它作为党和政府喉舌、作为群众喉舌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应公众需要采集信息、代表公众舆论监督也就是为了公众利益进行采访报道活动以合法性。正是这种合法性授予记者法定的采访权。需要强调的是,在采访活动中记者的个体属性是不存在的,他接受媒体布置的报道任务进行采访的行为是一种完全的职务行为,换句话说,这种状态下他的采访不是以个体身份从事的私人行为,而是代表媒体、代表公众舆论进行的公共行为,这里头不体现任何私人利益,只有公共利益。采访权也不属于记者个人,而属于媒体,属于媒体所代表的公众。

    就采访对象而言,他在被介入采访过程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个人化的身份,即不代表他人,除非他的个人化行为触犯社会公益而丢失了个人性,在正常情况下,他有权拒绝采访,比如说记者就某一话题随机采访路人,这个路人可以谢绝记者的采访,也就是说,他没有这种义务;另一种是采访对象本身所附着的职位身份,由于这个职位身份的存在,他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就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对他进行采访时,采访的已经不是个人化的“私人”,而是这种职位身份的承担人,正是这种对职位身份的承担使得他同时承担起了接受有关采访的义务,即必须接受采访,对国家工作人员来说尤其如此。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应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电视报道采访权正是大众传媒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所行使的宪法赋予的监督权、批评权和建议权的准确体现。对于这些权利,电视批评报道的采访对象应具有尊重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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